中大九章·其一：九秩中大六易校址 十字校训精神不灭
再过一周，11月12日，“岭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就迎来建校90周年纪念日。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并亲笔题写校训：“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90年来，一代代中大人筚路蓝缕、奋发图强，始终与国家命运共浮沉，与广东时代脉搏同起伏，写就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之辉煌篇章。在中大90年校庆之际，南方日报联合中山大学推出“中大九章”系列报道，回首中大风雨传薪之路，挖掘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凝聚广东历百折而不断的学术血脉、文化精神。敬请垂注。
说起中山大学，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康乐园红砖绿瓦的美丽校园，还有在广州石牌的老校区。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大历史上有六处校址，在广州闹市的文明路、西距广州1000多公里的云南澄江、粤湘交界的韶关坪石都曾为中大的办学地。中大校徽正中央的大钟楼，其“真身”并不在今天中山大学任何一个校园内。康乐园里还有一座已有百年历史的“教会山”墓园，长眠着孙中山外孙戴永丰，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中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陈耀真、毛文书伉俪……
中大90年校庆前夕，南方日报记者独家跟随中大师生校友辗转广东、云南、湖南等多地，展开“寻根之旅”活动，遍访曾经的校址，揭示一段段尘封的历史。
一次次校址变迁，不变的是文脉的延续，以及对于大学精神的坚守。在激荡的岁月中，中山大学在孙中山先生“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的精神激励下，自由独立、开放包容、务实革命的文化精神凝聚成形，蔚为传统，步入中国现代一流大学的行列。
大钟楼仍屹立 见证国共合作
发祥之地：广州文明路（1924年2月—1934年11月）
中山大学文明路校区的历史痕迹大多已经消散，留下的只有现在作为鲁迅纪念馆的大钟楼等建筑。
创作于中大建校初期的校歌，这般吟唱道：“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然而建校之初的中山大学到底“矗立”在什么地方？
“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文明路大钟楼是中山大学的发祥地。”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介绍道。现今中大校徽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大钟楼”，其原型便是中大的前身——国立广东大学的“发源地”，现存于广州市文明路215号大院内的大钟楼。
中大90年校庆前夕，记者来到位于广州闹市的文明路寻踪觅故。走进省立中山图书馆院内，穿过一个绿茵大操场，迎面就是高耸的大钟楼，顶楼四面有大钟，底层宽阔，通体呈灰黄色，建筑风格中西合璧。
据史料记载，大钟楼始建于1905年，原是清朝广东贡院的一部分，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1908年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2月，孙中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基础上筹建国立广东大学，钟楼即是当时的办公楼。
对于广东大学的办学精神，孙中山先生有明确的看法，就是“为社会福，为邦家光”“以学问求革命”。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先生曾十余次到国立广东大学系统演讲“三民主义”，勉励中大青年学子“立大志”“做大事”。1924年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补行成立典礼，孙中山原准备出席大会并作长篇演讲，但因北上无法亲临典礼，委托大本营总参议、时任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代表他向师生致训词，并亲笔题写国立广东大学训词“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这就成了后来中山大学的校训。
这座大钟楼还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有着难解的因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这里召开，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展开第一次合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钟楼及其前面的广场可谓是“革命的大本营”，是革命集会的重要活动场所，最著名的莫过于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广州各界群众在这里举行的庆祝北伐胜利大会。
作为中山大学的发祥地，大钟楼也见证了中大创校伊始的大师云集。1926年—1927年，鲁迅、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罗常培、俞平伯、赵元任等一批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知名学者先后受聘中大。其中不能不提鲁迅先生与大钟楼的故事。据校史记载，1927年1月至4月，鲁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当年1月19日至3月29日，鲁迅就住在大钟楼二楼。
1927年3月1日，由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后，中大举行了首次开学典礼。鲁迅在开学典礼上作了《读书与革命》的演讲，又写作《中山大学开学致语》表达他对孙中山遗志和中大使命的理解，这篇致辞只有561字，但言简意赅：“在平静的空气中渡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否则，革命的后方便为懒人享福的地方，中山大学便没有意义了。”
鲁迅的到来，为中山大学播撒了思想“火种”。他给学生开设了多门课程，如文艺论、小说史、中国文学史等，生动的授课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旁听，只好把课堂搬到了礼堂。虽然他在中大任教只有140多天，却留给了中山大学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辗转香港越南 寺庙里办大学
抗战西迁：云南澄江（1939年3月—1940年8月）
中大西南三省一市校友到云南澄江展开“寻根”之旅。
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故事家喻户晓。但你可曾知道，几乎同一时期，中山大学四千师生也从广州一路西迁，从1939年3月到1940年8月，终于在云南澄江复课，留下了一段艰苦卓绝又可歌可泣的佳话。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8月起，日军开始长期轰炸广州，中山大学也未能幸免于难，部分校舍被炸毁，死伤多人。1938年10月中旬，日军铁蹄侵犯华南，广东当局纷纷撤离广州，中山大学奉命迁校。
此次搬迁，路途遥远，而且正值战乱，行程十分艰苦。学校师生大部分经广西镇南关到达越南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然后再转澄江；还有一部分从广西转昆明，再到澄江，或从百色、香港方向到昆明再转澄江，迢迢远途，经历了几千里的长征。
中大为何选择了西距广州1000多公里之外的澄江？据中大校史记载，中大师生其实最初迁到广东西部的罗定，但敌机不断袭扰，各方情报隔绝，人心浮动。不得已一个月后拟改迁位于广西南部的龙州，最后又由中大原法学院院长邓孝慈和同样在法学院的云南澄江人吴信达商量，将中大师生迁往地处大后方的云南澄江。
澄江在云南中部，素称鱼米之乡，离昆明60余公里，交通便利。当地府庙、古建筑众多，坝区村寨密集，中大迁来后，主要利用这些建筑以及自盖简易房屋作校舍。学校因陋就简，利用土坯或者木柱做成桌脚、凳脚、床脚，再铺上木板，就能解决床、凳子和桌子缺少的困难。由于教室设在寺庙内，而庙中塑有菩萨，学校就用篱笆、旧布把神殿间隔开来。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中山大学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办学。据校史记载，当时中大在澄江设有文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研究院共8个学院30余个系。
当时，昆明接连遭到日军大轰炸，内迁院校首当其冲，但澄江地处边远，学校附近山岭连绵，森林丛集，颇多可为掩护疏散之处，因此中山大学得以幸免于难。那时中大仍云集了一批知名学者教授，如国际有名的小提琴大师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等。中科院院士蒲蛰龙时任中大副教授，正是在澄江的研究经历，使他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著名论文《云南澄江白粉蝶幼虫细菌防止之初步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澄江当时没有西医门诊，中大医学院师生到来后开办医院，小西城一位老妇，因甲状腺肿大生瘤，医学院师生帮她做了切除手术；同时，还为一位难产孕妇做剖宫产手术，婴儿顺利诞生，这都是澄江历史上破天荒的外科手术，轰动一时。
今年8月16日，记者随中大川滇黔渝三省一市的校友会代表前往澄江“寻根”。澄江县城以东3公里处的东山村，飞檐斗拱的层青阁曾是中大理学院办学旧址，如今早已修葺一新，成为中山大学澄江办学纪念馆所在地。中山大学迁走后，层青阁门头上用墨笔写的英文字“澄江第一景”（原文为 First Scenery of Cheng Chiang）还清晰而又完整地保存着。
学生不忘救亡 名师冒险讲课
辗转粤湘：韶关坪石、湖南宜章（1940年8月—1945年1月）
坪石镇上的广同会馆，中山大学研究院曾设在此处。
由于时局动荡，1940年8月，中山大学在时任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迁往广东北部山区韶关坪石办学。当时广东省会迁往韶关，当局认为广东除敌占区外局势较为稳定，为解决湖南、江西等邻省学生入学困难问题，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决定将中大迁回广东。
从1940年8月至1945年1月，中山大学坚持在粤湘交界的坪石一带办学，尽管条件艰苦，但仍保持着较大的办学规模，师资力量雄厚，入学学生人数也在增加。
坪石是粤北通往湖南的门户，南北交通的要冲。据乐昌县志考证，当时中大的总办公厅、研究院、先修班设立在坪石镇上；文学院先在坪石清洞，后迁往铁岭；法学院先在乳源县的武阳司，后迁往车田坝；理学院在坪石矿口；工学院在坪石的三星坪；医学院在乐昌县城；师范学院在乳源县的管埠；农学院则到了与坪石毗邻的湖南省宜章县栗源堡。多年来，这一段历史一直被尘封于史料中。
今年10月9日，记者跟随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吴滔组成的“教授寻根团”，一同前往粤北乐昌和湖南宜章。
在坪石镇，武江岸边的老坪石中心学校传来了琅琅读书声，据学校教师朱伟国介绍，校门口在几十年前曾是一条老街，中山大学的办公楼就在这条街上，每到周末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这里格外热闹。而校内现在的教学楼就曾是中山大学校本部礼堂所在地，礼堂曾为两层，2006年乐昌特大水灾后损毁，随后拆除建了现在的教学楼。至今校内还存有一口古井，一棵大树下还安放着当年礼堂的八个柱石。
在坪石镇三星坪村，当地76岁的朱兰修老人带领记者来到三星坪码头遗址，岸边的一棵已经枯死的参天古树屹立不倒。码头边芭蕉林深处有一间荒废的旧屋，正是当年许崇清的办公室，紧邻的则是时任教务长兼工学院院长陈宗南的寓所。
回忆当年，朱兰修老人说：“学生们日间上课学习，课余时间，他们有的在镇上群众家里四处串门，有的则聚在一起，唱各种抗日救亡的歌曲，还有的则开了学习班，免费让当地少年儿童上课识字。”而在朱兰修老人家，还留有两张写有“建工”二字墨印的木凳，据刘志伟教授考证，这是当年中大建工系的校产。
坪石时期颠沛流离，但那时的中大拥有不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教学和科研的名师，如校长许崇清、历史学教授朱谦之、天文学博士张云、国内唯一的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戏剧学家洪深、兼通数学和国学的老教授黄际遇、农学家丁颖、植物学教授陈焕镛、昆虫学教授蒲蛰龙等。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3月，当时执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教授，以特约教授名义受聘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任名誉导师。时值抗战正酣，陈寅恪曾冒险到坪石临时校址短期讲课，作“清谈与清谈误国”和“五胡问题及其他”两次讲演。这可谓是陈寅恪结缘中大的开始。将近十年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大，中大迁入岭南大学校址康乐园，从此，陈寅恪改任中大历史系教授终身，留下了说不尽的历史传奇。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中山大学与澄江》《乐昌掌故》《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等书）
中大西区静谧墓园 安葬众多岭大师生
岭大校长陈序经骨灰将奉移于此
中大南校区康乐园西区的蒲园，有一处静谧之地。这便是有百年历史的中大墓园——“教会山”。
墓园里安葬着原岭南大学众多师生，包括孙中山的外孙戴永丰，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岭南大学工学院院长、桥梁隧道专家桂铭敬，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医学专家李廷安，岭南大学蚕丝学院院长、农学专家傅保光，中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陈耀真、毛文书伉俪等知名人士，还有1889年沉船遇难的1508名同胞的合葬之墓。
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埋葬在此的先人多与岭南大学有渊源。在中大生活多年的师生，多数也不知其所在。今年9月底“重阳节”前夕，记者跟随我国著名生物遗传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李宝健前往“教会山”一探究竟。
走进墓园，墓碑林立，草木长得十分茂盛。墓园占地大约3亩，现有坟墓200多座（包括独葬及合葬），既有中式坟穴，也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墓葬，多处墓碑或墓身有十字架残迹。
李宝健的父亲李廷安是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创办人，亦长眠于此。李宝健告诉记者，墓园始建于1905年至1912年间，当时岭南学堂是教会学校，墓园便是教会所设，所葬人士大部分为原岭南大学师生员工，且多为当时中外知名人物。据了解，岭南大学时期，就有专人负责管理墓园，对要求下葬人士的限制条件也十分严格，一般是知名人士或教会信徒。1992年12月，中大鉴于场地有限，不再收葬骨灰。每年清明或重阳，总有后人来此扫墓祭祖。
记者发现，墓园尚有不少身份不明人士的墓地，如“此人曾在岭南大学医院就医”“西童”“未来麦师奶”等。对此，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春声认为，墓穴并未严格按照逝者生前地位尊卑排序，而是共处并存，这体现了岭南大学在当时倡导的平等风气。
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曾撰文写道：“为什么要在大学校园设置教授的墓地？仅仅只是以资纪念吗？一个学者把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全部归属于他所服务的学校，这其实是一种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学教师有这种归宿感，才会有崇高感，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2012年，广东省已经将中大墓园列为康乐园岭南大学建筑群的重点保护项目之一。记者从中大校方获悉，著名学者、教育家、在风雨飘摇之际“抢救学人”的岭南大学最后一任校长陈序经的骨灰也将奉移中大墓园，长眠康乐园内。
本专题转载自2014年11月5日《南方日报》A04版。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雷雨，实习生张安格、施奉延，通讯员王丽霞、金凤、刘嘉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王辉、骆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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